公司治理者的“外部約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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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彩虹,高級經濟師,長期供職于中國建設銀行,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特聘教授。出版有《現代貨幣論叢》《錢說——貨幣金融學漫話》《經濟學的視界》《世界大轉折》等10多部著作、文集。

人所共知,公司治理者應當也必須是“被治理”的一部分。但是,公司治理者在公司“位高權重”,如果只有內部約束,顯然不足以產生實質性的“被治理”效果。這一點,將我們的視線自然拉向了外部。通過對大量公司的觀察看到, 公司外部對治理者的約束,有的效果明顯,有的效果一般,也有的效果很差。那么,最有效的外部約束有什么特點?為什么會有效果一般,甚至于效果很差的外部約束呢? 

公司外部對治理者的約束,廣義上講,涉及到法律法規、行業規章制度、外部監管制度、運行機制和專門約束組織及監督人員安排等諸多方面;狹義上講,主要是指外部關聯組織機構對治理者的監督、檢查、審計、考核和獎懲等活動,這些組織包括大股東(一般是指機構投資者)、監管部門、外部審計部門等等。在這里取狹義的理解,來看公司治理者的“外部約束”問題。

總起來看,外部約束最大的優勢,是它消解了治理者在公司內部的那種“位高權重”的身份影響; 同時,外部約束者與治理者之間, 通常沒有利益上的關聯,因此,外部約束的力量,是完整的、強大的,既不會受到公司治理者“治理權力或權威”的影響而缺失,又不會受到約束者自己“盤算利益”的糾結而弱化。一言以蔽之,外部約束的力量是足夠大的,不用擔憂。

外部約束的最大劣勢,是它難以獲得全面、準確和及時的信息。一方面,外部約束者通過一般治理規則獲得的定期信息,如公司的季報、年報等,大多籠統綜合,過濾選擇成分大,而且時效性弱,很難成為約束的主要信息來源;另一方面,外部約束者定期或不定期的現場調研、檢查和監督,大多時間有限,通常還有治理者事先匯報或報告形成的“先入為主”印象,同樣難以得到“量足質優”的信息。當然,也會有一些公司偶爾的所謂“爆料”,可能提供給外部約束者某些有用的信息,但這畢竟不是普羅大眾公司的普遍情況,不可作一般性的討論。

鑒于外部約束力量強大,和獲得公司信息困難之間,形成了巨大的反差,按理說,這個反差應當會引導公司治理的內外各方,努力去解決信息的獲取問題,盡最大可能地讓外部約束者得到“量足質優” 的信息,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約束。然而觀察看到,這個反差實際產生的作用,則是引導出多種實踐情形和大不相同的結果。

第一種實踐情形是努力去解決外部約束者獲取信息的量和質的問題。通常的解決方法,是將內部和外部的約束結合起來,通過內部約束的渠道,減少外部約束者獲取信息方面的劣勢。內部約束者與外部約束者的不同,就在于信息的及時和豐富,但其約束的力量,特別是對治理者約束的力量不夠強大。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的結合,大有“優勢互補”的意味,是約束力量和信息充足的理想“配伍”。實踐中所謂“最佳外部約束”,大多是在這種格局下出現的。因此,內部和外部約束結合,應當就是形成有效外部約束的最重要方式。不過, 內外部約束的結合,由于內部約束者一方時常會受到治理者“權力或權威”的影響,同時還有約束者“自我利益”的牽扯,他們在“內外結合”中難以做到無所保留,由此而來的“最佳外部約束”,也是相對而言的,而且并非普遍。

第二種實踐情形是加大外部約束力量的使用,形成強烈的“威懾”氛圍,促使公司治理者自我強化約束。這種實踐,并不努力從獲取足夠多的信息入手來解決問題,而是通過所謂“全覆蓋、高頻率和多形式”類的監督檢查等活動,附加以嚴肅和嚴厲的獎懲安排,“逼迫”治理者高度重視外部約束,主動遵守規章制度, 規范治理行為。觀察看到,許多公司都有過這樣的情況,外部的監督檢查,隔三差五地到來,“常態化”是描述如此情形的最好詞語。總體說來,這種實踐下的外部約束,還是有相當效果的。但是, 一方面,這種實踐的成本太大, 不只是外部監督檢查的成本,還有公司內部迎接檢查的直接和間接成本;另一方面,由于外部約束者信息的獲取并未得到改善,監督檢查流于形式的情況相當普遍。那種檢查來了就“克己”(收斂一下), 檢查過后就“復禮”(故態復萌) 的情形,經常看得到。

第三種實踐情形是外部約束基本只有形式的外殼, 實質內容都交給了內部約束。這種實踐的起因,當然不只是外部約束者獲取信息的困難,但信息問題是其中一個非常要緊的方面。理論上講,外部約束倚重于公司內部的約束,會有兩種極端性的認知:一是幾近絕對地相信內部約束能夠替代外部約束,達到規范治理者治理行為的目的;二是幾近絕對地認為獲取信息困難根本無法解決, 外部約束者也就無法有效約束, 還不如干脆不去約束,寄望于內部約束的“自我完善”。不論何種觀念、實踐的狀況,就是外部約束“形同虛設”。在如此情況下, 內部約束的力量孱弱,便是內部和外部約束基本都不存在的另類說法,治理者很難受到掣肘,治理行為不規范,甚至于出現偏差、怪異和畸形就難以避免了。

觀察看到,第三種實踐情形帶來的結果是非常差的。當人們總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時,投資銀行、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類公司的外部監管不力和缺失, 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重要方面。在肯定的意義上講,不論出于何種理念,公司外部對治理者的約束不存在,或不得力,公司要治理得好,就是天方夜譚。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治理者的“權力和權威”得不到一定的制約時,大多會自然而然地膨脹,導引出目空一切、盲目武斷和一意孤行的治理行為。可以想象,如此治理之下的公司發展前景,即使一時半刻不會牽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大題目上去,也會折騰起伏不斷。在這個問題上,其實沒有什么復雜性可言,就是所有公司的“外部約束”,絕對不能可有可無。

當然,不排除在外部約束弱勢格局下,一些“偉大的公司治理者”自我約束極為強大的個案。他們的超凡之處,就是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“規則信仰”,并在日常的公司治理中,時刻警醒自己的治理行為,保持治理“權力和權威”的適度。這種情況下,外部約束的強弱對于他們沒有什么意義。但這樣“偉大的公司治理者”,真可謂鳳毛麟角。這一點也表明,一個社會盡量多地催生“偉大的公司治理者”,是多么的要緊。

第二種實踐情形,占住了公司治理者外部約束的主要部分。公司治理哲學告訴我們,既有的存在, 總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。這種實踐情形,如果能夠盡量地解決一些公司內部信息獲取的問題,外部檢查監督效果的“實質性”就會大大提高;而且,外部的約束力量能夠實實在在地轉化為有效的“威懾”, 激發出公司內部自我約束的能量來,特別是激發出治理者自我約束的主動性和實際行為來。這種實踐情形表明,外部約束者不應當僅僅看到自身約束力量的強大,還應當看到“量足質優”信息的重要。要清楚的是,外部約束不只是一種約束權力的行使,更是一種約束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運用,信息的缺失會讓約束知識和技能無法施展。

我們積極推崇第一種實踐情形,即通過內部和外部約束結合“互補”的方式,使外部的約束力量能夠在“量足質優”地獲取內部信息的基礎上,得到最好的運用。這種實踐情形最大的難題,是找到適合各家公司實際情況的“內外結合約束”形式。

在現代公司治理中,上市公司在這方面大多做得不錯。公司的股東、行業監管部門和外部審計師作為外部的約束者,通過董事會的組織運作, 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監管檢查, 以及外部審計師長年對公司的審計, 能夠較為全面、較為準確和較為及時地獲取公司的各種信息, 確實有效地形成對治理者的約束。因此, 以治理完備的上市公司為標準,非上市公司也建立起相應的組織、檢查和審計,誠如是,則整個社會對公司的“外部約束”, 就將全面有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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